管涛：解码关税风暴下的外需冲击

　　从2019年的经验看，关税冲击不一定表现为中国整体贸易顺差下降，而是在顺差可能扩大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和进口两个渠道影响或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我们需早做准备，并变压力为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

　　美国政府换届一个多月时间，就对中国进口加征了两轮各10%的关税，另有34%的差别对等关税税率即将于4月9日生效，与之前的两轮叠加将达到54%。同时，自5月2日起还将终止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进口的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

　　受疾风骤雨式的关税冲击影响，今年中国对美出口大概率将下降。市场担心，这将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进而缩小中国整体贸易顺差，令外需拖累经济增长。然而，从2019年的经验看，关税冲击不一定表现为中国整体贸易顺差下降，而是在顺差可能扩大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和进口两个渠道影响或反映中国经济运行。对此，我们需早做准备，并变压力为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

　　2019年外需贡献逆势上扬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于2018年4月初根据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发出了加征进口关税的威胁。此后，中美关税摩擦交错升级，美国于2018年7月6日、8月23日、9月24日和2019年9月1日分四批对累计约37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10%~25%的关税。

　　特朗普1.0关税在2018年引发了“抢出口效应”。据中方统计，当年，中国出口（美元口径，下同）增长9.9%，增速较上年加快2.0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10.8%，较出口平均增速高出0.9个百分点。同期，由于中国进口增长15.8%，快于出口增速，进出口顺差减少16.4%，其中对美贸易顺差增长16.7%。

　　2019年，特朗普关税措施叠加“抢出口效应”消退，中国出口增长0.5%，增速较上年回落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国出口下降12.9%，较出口平均增速低了13.4个百分点。同期，由于中国进口下降2.7%，低于出口增速，进出口顺差增加20.0%，其中对美贸易顺差下降8.9%。

　　从支出法的“三驾马车”看，2018年，因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外需（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对实际经济增长由上年正拉动0.32个百分点转为负拉动0.59个百分点。2019年，因货物贸易顺差扩大，外需转为正拉动0.75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1.34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分别回落0.91个和1.13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1%，增速较2018年回落0.7个百分点。

　　前述关税影响机制是：加征关税抑制中国出口→拖累出口相关的中国投资和就业→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投资和消费受累影响中国进口→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中国外需拉动作用增强但内需表现疲弱。

　　这对应着，2019年，中国规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人民币口径，下同）增长1.3%，增速较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较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由上年高出2.3转为低了4.4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3.1%，较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较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由上年高出3.6转为低了2.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2.8%，较上年回落7.5个百分点，较制造业投资平均增速低0.3个百分点。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15%，较上年高出0.2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08%，较上年高出0.30个百分点。

　　今年或再现2019年的情形

　　去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当选后，出于对关税威胁的担忧，中国企业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又赶在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职之前“能出尽出”。

　　据中方统计，去年前10个月，除2月份外，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都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但去年11月至今年1月，连续3个月对美出口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平均高出4.1个百分点。今年2月份，对美国出口增速重新低于全国平均增速6.9个百分点，这是不是“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仍有待观察。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2.3%，进口下降8.4%，进出口顺差扩大36.9%。

　　如前所述，至今美国对中国进口累计加征了54%的关税（包含即将施行的差别对等关税）。所以，尽管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中，对中国加征的差别税率只是中等偏上（差别税率的中位数为31%），但累加关税还是略高于莱索托的最高差别税率50%。这将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导致对美出口萎缩，进而带动对美贸易顺差减少。

　　事实上，特朗普4月2日颁布的总统令，本就授予了他在美国制造能力和产出继续恶化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对等关税的权力。也就是说，除非特朗普贸易政策改弦更张，否则，只要中美贸易失衡不改善甚至进一步恶化，他就有权上调中国对等关税的差别税率。

　　然而，从2018年和2019年发生的情况看，对美贸易顺差变动并不能决定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增减。彼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占到中国贸易总顺差的92.4%和70.2%，去年该比例降至36.4%。今年有可能直接跨过2018年而重现2019年的故事。

　　首先，这次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增幅大且落地快。上次，特朗普用了一年半时间将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平均关税率由2.7%最高升至15.4%，并在2020年1月后降至12.5%左右。2018年4月初特朗普就发出关税威胁，给中国企业留出了较长的反应时间。这次却是在特朗普正式回归后两个多月时间，20%的关税已经落地，34%的差别关税即将落地，给中国企业留出的时间窗口较短。

　　其次，这次关税冲突针对的对象更加广泛。上次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其他经济体则是以打促谈。这次不仅针对中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也有25%的关税兑现，而墨西哥是中国企业近年来产业外迁的重要目的地。在特朗普宣布的差别对等关税名单中，东盟十国除新加坡外均名列其上，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差别税率分别高达46%、32%和24%。这将抑制中国企业对美国间接出口。同时，不排除有些国家可能用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换取美方的关税减让。另外，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加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削弱世界贸易增长动能。根据经合组织（OECD）3月中旬的最新预测，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3.2%放缓至今明两年的3.1%和3.0%。此前，该机构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3.3%。

　　再次，这次特朗普关税的税基进一步扩大。上次美国仅对中国累计3700亿美元商品征税，相当于2017年美方统计的自中国进口额的近3/4。这次是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都加征关税，甚至小额免税都被取消。同时，上次美国仅对钢、铝分别加征关税25%和10%。这次，美国不仅对钢铝再次加征关税25%，还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加征关税25%，对半导体、药品、木材等特定商品的关税也在路上。美方明确表示，这部分关税不受“对等关税”的约束，属于累加税。当然，由于特朗普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也普遍加税，有助于部分抵消对中国进口加税给中国对美出口带来的冲击。

　　最后，这次中国进口可能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当前，中国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物价长期低位运行。贸易局势紧张短期内将收缩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给定其他因素不变，这将加剧国内总供求失衡，进一步抑制进口需求。同时，中国每年进口中约八成是中间品进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出口有关（如与加工贸易有关的进口约占年进口额的1/6）。如果没有了出口市场，相关的进口也会大幅萎缩。

　　此外，中国对美采取的加征进口关税、实施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也会减少中美之间的进出口。

　　综上，在超预期的关税冲击下，今年中国或将像2019年那样，出口放缓但进口放慢更多，货物贸易顺差逆势增加。从“三驾马车”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不降反升，但通过进出口影响相关投资和消费，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

　　倒逼国内加快经济转型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从来也不是依赖于外部恩赐与施舍。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让我们可以彻底抛弃侥幸和幻想，将外部打压遏制的压力转变成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动力。

　　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政府早在2020年就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于2022年底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2024年中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特朗普2.0的关税风暴还在进一步发展演进过程中，很难讲现在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这进一步凸显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在注重发展制造业和扩大有效投资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服务业和努力提振消费。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特别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增加社会总需求，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但归根到底，还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为各类经营主体进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强化对企业创新创造的政策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为了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要加强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此外，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的今天，我们要坚持搞开放的“双循环”。通过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自主和单边开放，进一步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用“大循环”带动“双循环”，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二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奉行薄利多销、以价取胜的营销策略，铸就了中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关税风暴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中国外贸出口唯有从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优化货物贸易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品牌度、信誉度，形成客户黏性，才能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更多让境外采购商承担关税成本。与此同时，综合整治“越努力”越低效的“内卷式”竞争尤其是恶性价格竞争，规范外贸经营秩序也非常重要。这方面需要企业、行业、市场、政府形成合力，既要自律也要他律。

　　三是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去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这揭开了中国宏观政策转向的序幕。9月底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促进了经济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效提振、重大风险有序化解。3月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过去，中国宏观政策更多注重“投资于物”，扩大政府投资。现在，需要推动更多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当前，中国外贸进出口短期承压，宏观政策作为重要的贸易救济工具不可或缺。要长短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尤其要做好对受关税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就业补贴、失业保险、再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上述工作是中国早就想做的事情，并非应对外部冲击的权宜之计。现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将倒逼中国加快推进相关改革与调整。政府工作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富人力人才资源等诸多优势条件，有长远规划、科学调控、上下协同的有效治理机制，有需求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广阔增量空间。

　　这正是我们能够有效防范化解各种外部冲击的信心和底气所在。当然，前路艰辛，这需要上下同心、砥砺前行。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